四、改革开放中后期（1989年至2001年）：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增长缓慢，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

从1989年到2001年，是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停滞阶段”，最终导致出现了“三农综合症”。据我国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回忆：“继1986年‘一号文件’之后，在1987年深化农村改革主要围绕以下三项指标进行：（一）确立农户自主权；（二）发育市场体系；（三）继续展开优化产业结构。这三项指标实现的程度将视作衡量农村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然而，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9](p145) 1988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资过热、货币发行量过多、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国民经济秩序比较混乱，特别是当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酝酿出台价格改革政策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风潮”和“银行挤兑风潮”，中共中央作出了“从1989年起，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集中开展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致使城市改革的步伐放缓。紧接着，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曾一度出现了“农村改革十年回头看”和“农村集体经济归大堆”的反常现象，导致农村改革暂时停顿下来。随后在上世纪90年代,sf传奇，党中央、国务院围绕搞活农村经济、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等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这些改革基本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譬如，“在1993年、1994年粮食市场推行了新的开放措施，但到1997年、1998年又退回到统购（近似于专卖）的老路上来”[9](p152)，而以政府管制为核心的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步履维艰，实际上到了1999年已经难以为继，造成了国内粮价持续低迷长达7年之久，以至把粮食这一事关中国13多亿人口生存的战略物资变成了“吃不了、存不下、卖不掉”的老大难问题,太阳城娱乐网，中央财政却为此支付了高达3000亿元的改革成本[34]。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电视棒价格，我国县乡两级地方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21%，而县乡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全国的71%。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中，中央财政承担2%，省级财政承担11%，县级财政承担9%，乡镇一级财政竟然承担了78%，造成乡镇一级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境地。同时，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985年到2000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由13%下降到8%左右，15年累计共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1704亿元,电视棒软件免费下载，占同期的基建投资总额2%，这显然与中国13亿人口中就有9亿农民的基本国情是极为不相符合的。因此在1997年以后，农村改革的“滞后效应”逐渐地凸显出来，1997年至200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出现了连续4年下滑的趋势，分别增长4.6%、4.3%、3.8%、2.1%，其增量还不及城镇居民收人的1/5，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人持续徘徊甚至减收，城乡居民收人在一度缩小后又进一步扩大，农村各项社会事业也陷人低增长期，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农村社会矛盾日益突出[34]。总之，“在整个90年代，农业生产三要素已不是留在农村内部使用了——城市扩张，大规模占用农村土地，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企业得以雇佣最廉价的农村劳动力，9亿农民几乎什么社保都没有，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国家四大商业银行竞相抽走农村大量的资金。这样，当农村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统统被抽走的时候，就算农民有志气、有天大本事也没用。这是中国90年代与80年代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原因。”[35](p26)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农民生活方式转型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1989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中国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开创了‘离土又离乡’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又一新模式。当时由于跨区域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造成‘春运’紧张，呈现出蔚为壮观的‘民工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经济发展又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出现了新的高潮。1993年外出农民工达到6200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一倍多，其中跨省区流动的大约2200万人,liuhecai，比1989年翻了一番。”[36](p13-14)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批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形成了尖锐矛盾，一些城市政府开始采取各种限制性措施，致使许多农民工出现了短期的回流。然而，此时的中国农村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总有无数双“看得见的手”（政府）、“看不见的手”（市场）、“第三只手”（基层干部）齐刷刷地伸手向农民要钱、要粮，强加在土地和人头上的赋税远远超出了农民承受能力。“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的统计，从1993年到1999年，全国共清理各种涉农收费文件和项目多达2.53万个，1999年可统计的农民负担总额是1250亿元。”[34]此外，还有大量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隐性负担，以至造成了农民“种地赔钱、耕地撂荒”的现象。自1997年以后，我国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人数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000万人减少到200万人左右 [29](p2102)，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千方百计往城市拥挤。截止2004年，“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1.18亿人，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1.36亿人，剔除其中的重复计算部分，估计农村流动人口长年保持在2亿人以上。”[36](p14)这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快速期的集中释放，由此改变了农村长期封闭、单调、呆板的生活方式，受到城市主流文化影响和塑造的农民工开始引领9亿农民向着开放、丰富、多元、文明的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尚未从根本上解冻，致使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就业”和“身份转换”不同步，致使他们很难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文明生活，结果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离城、不返乡、不种地的生活方式。同时，由于大批农民工远离家乡，也给农村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以至出现了留守农民“精神生活沙漠化”的现象。据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课题所做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人口有8700万人，其中包括2000万名留守儿童，4700万名留守妇女和接近2000万名留守老人[37]。这支被人们戏称为“386061部队”的留守大军，劳动负担重，精神压力大，缺乏安全感，养老无保障，妇女情感孤独，儿童家庭教育缺位，缺乏亲情照料。村庄里的青壮劳动力长年流落在外地，留下的一片片住房淹没在荒草里，空空荡荡，锈迹斑斑，日晒雨淋，形同废墟，不少村庄一到夜晚就是漆黑一片，只听狗叫，不见人影，即使是封年过节也人气不旺，显得非常冷清。凋敝的村庄使村民之间的合作互助,liuhecai，亲戚之间的交往互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联系，都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农民精神家园日渐湮灭，反过来又打碎了农民工回家创业的雄心壮志，他们年复一年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荡秋千”，变成了一支“候鸟型”的劳务大军。一言以蔽之，市场化变革中的中国农民正在丧失生活的真正意义，大批农民工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他们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让留守在家的老人、幼童、妇女无可奈何地生活着。资本逻辑无情地把中国9亿农民驱赶到“你争我夺”的竞技场上，传统乡村的价值观、道德伦理也发生了扭曲和失范。